在《艾尔登法环》与《哥特王朝2》这类游戏中，玩家若不慎攻击了非玩家角色（NPC），通常可以通过使用“星星泪滴”或“遗忘卷轴”等道具来解除敌对状态，从而彻底化解NPC的仇恨。
《天国：拯救 2》也引入了类似的赎罪机制。玩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弥补对NPC的误伤：一是通过赎罪捐款箱购买“赎罪券”；二是与神父交谈，开启“朝圣”支线任务。完成这些操作后，当前区域的声望值将被重置，玩家便能与普通NPC重归于好（特殊任务NPC除外）。
这种游戏设计或许体现了开发者与玩家共同的理想主义：伤害发生后，通过赎罪可以完全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弥补过失的途径，而非仅仅依赖回档。在游戏中，无论是“星星泪滴”还是“遗忘卷轴”，都属于虚拟物品，但“赎罪券”在历史上却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中世纪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引发欧洲教会衰落的关键因素。
赎罪券的起源
赎罪赦免（Indulgence）最早可追溯至11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是早期赦罪与赎罪实践的一种形式，其神学基础来源于“善功圣库”（Thesaurus Meritorum）理论。
在相关文献中，描述赎罪赦免的词汇常混用absolutio、remissio、relaxatio和venia，这些词语含义略有差异。例如，relaxatio指代替换或减轻苦修义务，而remissio则直接抹除炼狱刑罚。由于词语的混用，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则和定义。
早期，赎罪券主要与十字军东征、朝圣活动以及教堂的修缮工程相关。其雏形出现于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教皇将其作为奖励授予参战信徒。此时的赎罪券并非以金钱交易，而是一种稀缺的、可减免补赎惩罚的恩典。
1160年，巴黎教区主教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在其著作《四部语录》中，首次将拉丁词语“indulgentia”单独界定为：“告解赦罪之后，教会所能给予的减免现世暂罚的恩典。”这将其与其他赦免词汇区分开来，赋予了其独特的神学含义。
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统一了欧洲教会的术语标准，确立了“indulgentia”的用法，并淘汰了absolutio、remissio等词语的混用。会议还规范了赎罪券的发放流程，以约束地方教士滥发赦罪文书、借机敛财的行为。
在这次会议后，赎罪券由教皇亲自授权，其定位和释义被正式确立：“心怀忏悔、愿意告解的信徒，只要完成赎罪善功，就能获得暂罚的赦免。”神学上的“暂罚”并非免除罪过本身，而是指赦免因罪咎洗净后，尚需在炼狱中承受的惩罚。
1343年，教皇克雷芒六世颁布《Unigenitus Dei Filius》教宗宪令，正式将“善功圣库”确立为正统教义，至此，赎罪券的神学体系得以完整。
从神学角度看，赎罪券处理的是信仰和道德层面的精神债务，而非世俗法律层面的罪行。违背上帝十诫或犯下“七宗罪”等行为，会产生精神债务，通过赎罪券可以减免因此需要进行的苦修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原罪无法通过赎罪券解决，只能通过洗礼。
这一观点与《天国：拯救 2》中的赎罪机制核心一致：“已犯下的罪恶本身无法消除。”玩家在游戏中即使通过赎罪重置了区域声望和NPC关系，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罪行依然存在。
早期的赎罪券主要用于直接抵消因信仰和精神债务而必须承担的苦修时长，罪行被分为轻罪和重罪，分别对应不同的苦修天数。例如，轻罪如碎嘴、嫉妒等可能罚40天苦修，而偷盗、斗殴等重罪则可能叠加至80天，杀人或重大欺诈则可能需要100天或更长的苦修。
赎罪券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苦修的代价极高。基础苦修包括斋戒、戒酒、戒除纵欲、每日诵读祷文、跪拜祈祷、施舍钱粮、长途朝圣等。而对于杀人、重大欺诈等重罪，则需执行极端苦行，如常年穿着粗毛苦衣、使用皮鞭自我鞭笞、公开认罪并接受羞辱等。这些苦修不仅耗费大量时间，也对精神和肉体造成巨大折磨，普通人难以承受且无法代劳。因此，赎罪券成为了许多人规避苦修的捷径。
赎罪券沦为教会腐败的工具
13世纪，罗马教廷处于中世纪权力的顶峰。教皇英诺森三世是规范化赎罪券制度的关键人物。当时的教权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教廷通过什一税、募捐、地产和罚金等方式积累了巨额财富，其财政规模远超多数欧洲王国。
1300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设立罗马朝圣禧年，允许无法亲临者通过捐款获得大赦，这标志着赎罪券开始与金钱交易挂钩，并逐渐演变为敛财的工具。
教廷开始对赎罪券进行标准化收费，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如杀人、通奸、伪证）进行分级定价，富人可购买高额大赦，穷人则购买小额。原本纯粹的精神忏悔和补赎制度，被教会扭曲为可计价、可交易的商品，用于充实教廷的财政。
《天国：拯救 2》中的两种赎罪方式，与此形成了对应。开启朝圣支线、徒步至圣祠进行免费重置声望，对应了正统赎罪流程中的“苦修”；而通过捐款箱投入格罗申购买赎罪券，则对应了赎罪券的“金融化”和敛财过程。
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批判赎罪券的作品之一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其中“赎罪券贩子的序言与故事”部分，生动描绘了中世纪赎罪券贩子欺骗朝圣者，榨取钱财的乱象。故事中的赎罪券贩子宣称能赦免各种罪孽，专门欺骗寡妇和穷人，并以此中饱私囊。
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1972年拍摄的同名电影，也揭露了当时神父和赎罪券贩子利用信仰敛财、司法不公、欺压穷人的社会现实。
桌游《The Road to Canterbury》（《坎特伯雷之路》）也以赎罪券贩子为主角，让玩家体验中世纪式的敛财过程，其宣传语“贪婪、傲慢、暴食、暴怒、纵欲、怠惰、嫉妒——世人皆知的‘七宗罪’。对虔诚信徒而言，这些罪孽令人心生恐惧，但对于你，它们却是绝佳的生财门路！”充分体现了这种扭曲的逻辑。
在《巫师 3：狂猎》中，“永恒之火”教会的原型便是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游戏中的主线和支线任务，如《肉体之罪》、《逃出生天》、《圣火下的阴影》等，都展现了神职人员以赎罪、祈福为名向村民收取供奉，将精神赦免转化为牟利手段。部分犯下罪行的神职人员甚至会贿赂杰洛特掩盖罪证。这种用金钱规避罪责的行为，与当时教会公开售卖赎罪券、宣称钱财可减免罪孽的腐化现象相呼应。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与赎罪券的消亡
随着教会腐败愈演愈烈，16世纪初，教皇利奥十世为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与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达成协议。阿尔布雷希特授权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台彻尔在德意志地区大规模兜售全大赦赎罪券，一半收入用于偿还其购买大主教职位所欠的巨款，另一半则上交罗马用于教堂修建。
台彻尔率领仪仗队伍，悬挂教皇十字架，铺设丝绒，铺展教皇诏书，在德意志各地巡回宣讲，并以“钱币落箱一响，灵魂即刻飞出炼狱”这句宣传语（后来被引用到游戏《以撒的结合》的道具描述中）来吸引信徒。
台彻尔在十多年间，通过恐吓民众、夸大券效疯狂敛财，甚至宣传赎罪券可以抵消未来尚未犯下的罪孽。仅在1516年至1518年间，在维滕堡等城镇的专项募资就超过10万弗罗林，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当时赎罪券的定价也差异悬殊，国王、诸侯、大主教、大贵族收费25枚莱茵金弗罗林，而富商则收取3弗罗林。
历史战略游戏《十字军之王 3》也模拟了这种赎罪券的畸变规则。在选择“共融圣事”教义后，游戏描述为“只需耗费时间、心力，最重要是金币，世间一切罪孽皆可获得赦免。”玩家作为宗教领袖，可以通过向信徒出售赎罪券来清除其罪孽debuff，并获得金币和虔诚值，这与台彻尔的敛财行为如出一辙。
1517年，当台彻尔在萨克森边境兜售赎罪券时，马丁·路德作为维滕堡大学的神学讲师、修士和告解神父，亲眼目睹了百姓被赎罪券骗局蒙蔽。他因此写下了《九十五条论纲》，逐条驳斥教会将救赎商品化的乱象。论纲中包含“有人宣扬，钱币一落进钱箱叮当作响，灵魂立刻飞出炼狱——这是人编造的说教”等著名论述。
然而，路德的初衷并非分裂教会，只是希望在维滕堡大学内部进行学术辩论。但由于古腾堡印刷术的普及，手抄本被私自翻印并迅速传遍德意志全境，引发了广泛关注。
此事触怒了罗马教廷。阿尔布雷希特将路德的论纲转交美因茨大学神学家审核，判定其质疑教皇权威，于是申请启动对路德的异端审判程序。台彻尔也撰写了《反九十五条论纲》，与路德展开论战。
教廷召见路德，要求他公开撤回所有质疑并认错悔过，但路德拒绝妥协，矛盾公开化。
1519年起，冲突升级。路德从最初批判赎罪券滥用，逐渐提出“圣经权威高于教皇与教会大公会议”，并将圣经翻译成德语，打破了教士对圣经解释的垄断。这一举动突破了神学底线，并最终导致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永久分裂。
中世纪时期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独掌信仰裁决权的教廷，其垄断地位由此彻底崩塌。
赎罪券设计背后的逻辑：欺骗还是理想主义的具象化？
赎罪券诞生之初，是中世纪教会补赎体系的理想主义载体，旨在引导人们忏悔向善，属于灵性制度的具象化实践，而非以敛财欺诈为目的。
然而，随着腐败教廷的财政化改造，赎罪券逐渐变质，最终沦为普世的欺骗工具。原本督促悔改的理想制度，彻底蜕变为搜刮民众财富的手段。
本应纯粹的忏悔救赎理想，被后世的世俗贪欲扭曲并商品化，最终消亡在历史的洪流中。正如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写，最美好的事物一旦腐败，其恶臭将比最卑劣的事物更加令人不适。
如果说《艾尔登法环》、《哥特王朝》、《天国：拯救 2》中的赎罪机制是开发者理想化的产物，那么现实世界则与理想背道而驰。现实中的赎罪只能平息大众的非议，却无法抹去个体之间的私怨。
外部制度、金钱或宗教仪式，或许能改变他人对你的公开态度，却无法消除伤害所留下的主观记忆。人与人之间的冰释前嫌，从来无法通过金钱交易来换取。
而当神圣的信仰一旦沾染上功利和金钱，其崩坏后的丑陋将远胜于世俗的粗鄙。